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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戴思博:我与南怀瑾先生的相遇
戴思博( 凤凰网佛教.2018/3/20 )

编者按:南怀瑾先生(1918—2012),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弘扬者,是于国家民族前所未有之历史大变局中,投身历史文化的救亡、清理与重建,续接文化命脉,融通古今中外,为苍生立心的继往开来者。2018年,是南怀瑾先生诞辰100周年。为纪念先生百年诞辰,凤凰网佛教特别策划纪念专题《南环瑾:为苍生立心的继往开来者》,以此缅怀南怀瑾先生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接续中华民族文脉所做的贡献。本文系均为法国著名学者Catherine Despeux(中文名:戴思博)教授撰写的纪念文章《我与南怀瑾先生的相遇》,文章由南怀瑾学术研究会、南怀瑾文教基金会提供,全文如下:

本文作者与南环瑾先生(图片来源:南怀瑾学术研究会)

本文作者与南环瑾先生(图片来源:南怀瑾学术研究会)

本文作者(右一)与南环瑾先生(图片来源:南怀瑾学术研究会)

本文作者(右一)与南环瑾先生(图片来源:南怀瑾学术研究会)

在一九六四年,我十八岁,刚刚高中毕业,面对选择大学专业的方向,我决定了在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中文,同时在巴黎索邦大学进修人类学,一九六七年顺利拿到文学士文凭。

在大学期间,因语言交换的机会,得识后来台湾的文建会主委及台湾驻法代表郭为藩先生,这个因缘造就了我日后继续汉学研究。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阶段,外国学生根本无法去中国留学,更遑论以语言进修的理由申请入境。看到我继续钻研汉学的决心,台湾的郭为藩先生于是建议我,何不尝试申请去中国台湾,在几位当时留法台湾朋友的协助下,展开了我远渡重洋的学习生涯。

在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得到一年的留学奖金,顺利到了台湾,且在台居留更延长到四年之久,在那些年头里,得以认识日后对我影响至深的南怀瑾先生,那段岁月,是我永生难忘的美丽回忆及生命体验。在那里,所有的人热切地希望跟我分享他们的中国文化知识,从书法的习作到各种文娱课程,我沉浸在昆曲、古筝、琵琶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过着诗意与人文精神的完美体验。

在台北跟随南师的那三年

一九六八年的某一天,一位知道我对佛学有兴趣的友人白德厚先生,告诉我当天晚上在台湾师范大学有个佛学讲座,我欣然地前往听讲。远看着讲台上的学者,身着长袍,一派温文儒雅,我专注地聆听着,但是讲者浓重的乡音,令我在理解上深感吃力,当下想的是,我肯定不会再来了。

到了休息时间,正盘算着如何开溜,没想到,这位仙风道骨的先生,却派来了一位女弟子来找我,并建议我坐到前排去,我心里一沉,完蛋了,这下子跑不了啦!万万没料到,这其实是一个点亮我生命的契机。讲座结束后,那位女弟子在陪我回到住处的途中告诉我,今晚主讲的先生有一个道场,作为传授禅修之所,而且,再过些时日,会举办禅七,就是七天不断的打坐修行,而禅修的导师,正是这位南怀瑾先生。就是这个机缘,种下了在日后坚如盘石的师友之情,一直到二零一二年我们的南老师离开人世。

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间,我在台北的广播公司兼职,这期间我几乎天天去南怀瑾先生的禅修道场。一九七一年离开台湾后,除了先生旅居美国期间(1985~1988)我每隔两年左右就会回到先生身边,仰沾法喜一两个月。

在我一九六八年参加过的那个由师范大学举办的佛学讲座之后不久,禅七的共修在离大学不远处的一条人烟稀少、却有点喧闹的小街上的一个办公室里,顺利展开了。一开始参与者并不多,大约只有十二个人左右,同班还有另一位西方人罗梅如女士。有别于我认知里日本禅宗的严肃氛围及规范,我起初很惊讶人们怎么可以在这个空气对流不好,又充斥着四、五台打字机发出的噪音的一个小办公室里,举办禅七呢!心想着,我绝对不可能在如此吵杂的环境里进入禅修境界的。

尽管起头的那两天很困难,在好奇心的驱策下,我还是全心投入学习各种基本练习。那时的我对佛学一点都不懂,再加上南老师的浙江乡音很重,所以要理解他指定为禅修重点基础研习的《指月录》内容,更是难如登天。所幸,在每次休息的时间,王绍璠总是走近我,耐心地跟我解释刚刚研读过的经典要义。我总算定下心来,尝试着进入这个奇妙的,有着精彩公案的禅修世界。

一开始,南老师给我们一些指导,如参“我是谁”或者“我在哪儿”等公案, 我的思维绕着这些问题打转,越想心里越紧张,这慌乱的情绪引起南老师的注意,他发现复杂的思考习惯和紧张的情绪,是我最大的障碍,于是他建议习惯于辩证思维的我和罗梅如,先放弃参公案,而改习默诵心经。一段时间过去,到了下午,我有了几次感知暂停的体验,紧张的情绪,复杂的思维,甚至时间的流逝都忘了。我身处于虚空之境,短暂的轻缈且明亮的身心感知。在提醒结束的摇铃声中,我慢慢地又回到纷乱的现实之中。经过这次体验,我发现即使在吵闹的环境中,禅修也并非难事,因为那些吵杂的声音与我无关,它们只是无分别地跟我同时存在,我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的法喜,径自地自鸣得意了起来。孰料,这其实是一个陷阱,我却耽溺于奇妙体验,执着于奇异境界的追寻,而难以跳脱。

这七天的修行中,我惊讶地发现,所有共修,无一例外地,陆续体验了紧张情绪的释放,通过哭泣抒发了生命底层的苦痛,之后又有如雨过天青般地,精神进到另一个更平静的境界。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喜悦,从此禅修与我的生命产生重要的连结,屡屡因牧牛而找回迷失的心志。

相较于那些只能在绝对安静的环境中打坐,寻求短暂宁静的人,我何其有幸,能在吵杂不堪的环境中习禅,而领略到“一切平等本来寂静,不为诸法所罣碍”,生命中的纷纷扰扰,就在动静之间自然消退。一直到我一九七一年离开台湾以前,有幸参加了三次南老师所主持的一年一度的禅七。与第一个吵杂的环境不同的是,之后我们有一个寂静之所。这当中,南老师搬到了师大附近的青田街上,一栋日式的老房子,非常安静素朴,如同我原本想象的,一个理想的禅修之地。也就在这几次禅修的机缘中,我得识了叶蔓女士,她总是兴致滔滔地叙述着她的照见,而这一切也经常得到南老师的印证,不过偶而也会提醒她“多言无益”。

在每次参加禅七的过程中,内心总是法喜充满,而不只是精神上的浪漫体验。遗憾的是后来再也无缘每年参与,这种禅修与平日自修打坐不同,更能进入深切的宁静。直到有一天南老师告诉我,如果你以为修道就只是打坐,那就错了。

那段日子,我几乎每天去青田街找南老师。真心喜欢那个空间,永远有着宾至如归的感觉,只要一进门,马上有人奉上一杯茶,南老师的弟子们,亲切地接待着新入门的同修。那个房子的格局是以进门后的中央走道分隔,右边一间秘书和南老师助理李淑君女士的办公室,旁边是南老师的办公室,在走道的左边,有另一个办公室和禅堂,屋后有一个小院子。有一次到了那里,我径自往禅堂走,突然有人跟我说“老师要见你”,源于对法国那些高高在上的假道学的成见,我抱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去了,却意外的发现,原来在这里,只要你有困扰,随时都可以跟老师提问。就这样我养成了求见老师的习惯,因为他用尽所有办法让我因作茧自缚而紧绷的心得以松绑。实际上我还不太敢提问时,往往是他导引话题,再用心地帮我解惑。最令人惊讶的是,他惊人的洞察力,好几次巨细弥遗地点出我的困境与迷思,在在令我错愕无言。在对谈的过程中,经常听到“这还不是”,“无须刻意追索”,“一切都在你的内心”,“何须自寻烦恼”等等……

在面谈后,老师会请我第二天再来,或邀我和他的一些弟子午餐。一开始,我觉得很奇怪,这完全远离了我对禅师的主观想象。在繁忙的活动中,南老师没有多少自己的时间。所幸在离办公室不远,位于信义路与仁爱路街口,有一家他非常喜欢的川菜餐厅,有时老师邀请我和几位弟子去那里午餐,有时去中山北路一家高档的咖啡厅。

又过了一段时间,老师搬到了吵杂的、大楼林立的信义路上,那是一个宽阔而缺乏感性的地方。我后来终于明白,其时他的影响力及活动力正在快速的扩展中。就在搬到信义路的那段时间,他创办了“东西精华协会”,当时参与创会会议的西方人代表只有罗梅如和我。即使我其实还不太明白协会的创立目标,但是它的成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止一次重读入会规则,这让我了解到,协会的成立,是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道德规范的重建。

很快的,在这些日常交流中,我感受到了不可思议的作用,他的影响甚至比我们的坐禅练习更有帮助,真正的动中之静,在吵杂的环境中,有更多的机会考验我们的定力,我们的注意力,这就是南怀瑾先生的传授之道。在人声鼎沸的环境中,我们喝着咖啡聊着天,他教我们如何用中医诊断学,如何察言观色,时而会提起我们禅话如“万法本闲,人人自闹”,或其它诗篇。不知不觉地,我已然进入了中国文化和禅文化的场域中,那些情境已然深深铭刻我心,永难忘怀,因为当下我所有的感官是敞开的,全然的心神如一。

我明白了,禅修者要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更以其叶承接着纯净的露珠,即使生发自污泥,亦能永保纯净之心。在那当下,我向苦痛众生敞开了心房。

南老师的多方学问

在我离开台湾之前,南老师在信义路开设了私立学院,传授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如易经、中医,老子道德经、四书十三经、孔子思想、占卜、古琴、古筝、书法、国画等等……可惜我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参与。南老师的弟子当中有位孙毓芹先生,培育了一些台湾著名的古琴演奏家。我经常和孙先生一起回到他建国路的住处,听他叙述着他的人生际遇,中国文化典故。偶而和他以及朋友去郊外,他会为我们弹琴,在他的琴音中,禅境的氛围使我们感受到身心的释然,那往往是一个忘我的时刻,内外追索已然多余,琴音与大自然完美的契合,在静默中渗透身心。再有机会回味这美好时光,是多年以后,南老师安顿于太湖边,庙港小镇的学堂,有幸聆听他的一位年青弟子操缦。

尽管岁月匆匆,禅宗入门的深远影响,真真切切地为我的台湾留学生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指月录》的注释导读,尤其是大禅师悟道的故事和一些深具启发性的历史典故。我至今还珍藏着些当年的书本和个人笔记,每当我重读这些文本和注释,耳畔依稀还听到南师那特殊的口音,何其有幸能进入这个智慧的无尽藏!这一切,感谢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或有理解障碍,或听不懂老师的乡音,那些热心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至今仍有一些句子铭记难忘,因为它们深刻进入我内心,例如马祖禅师与弟子言“僧问:‘和尚为甚么说即心即佛?’道一禅师曰:‘为止小儿啼。’”,又如“平常心是道”,等等,引发了我对马祖道一的兴趣,后来更翻译了法文版的马祖语录。禅学的一些文本常提到的老婆心,总是让我想起南老师,是那么如实的老婆心,无尽的爱与仁慈,就如同我深爱的老祖母对我的恩慈一般。每当我面对南老师的时候,他完全明白我的痛苦和喜悦,我过去的经历,我的人格特质,他宽广的心胸,让我认识到爱之深责之切,必要之处绝无宽容,甚至机锋当下忒也无情。

我每天打坐的状况越来越好,远比我所预期的,更迅速进入一个思想入静状态,甚至连动都不想动,经常就这样,待起坐时,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就在那段时间,约莫持续两个月,南老师每天清晨就会来到我和两位法国友人的租屋处,和我聊十五分钟左右的天,或者就在那里打坐。我能深刻地感受到内在的能量,光明,如是宁静的轻松与自在。有一天,我的心忽然全部都放开了,什么东西都放下了,我又经验了第一次打禅七的境界,更纯粹的放空,而且感受到对众生无量的慈悲心,有别于小我情感上的慈悲,那是一种苦难与共,在泪水与欢笑中,我已不再是我。就是这个机缘,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用“慈”和“悲”两个字来诠释这种境界。就这样,我体认了活在“当下”的自在。

在我的生命中,我仅只经历过两次,如是同体心的体验。佛教经典中所倡导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正是为了开阔本心,以无分别心,无我无他的心理去慈悲众生。在这当中我看到了当下的真实,也似乎明白了一种理智上难以解释的,亦即一人得道有助于众生得解脱。

从此我喜欢上永嘉禅师以理、事的阐述,探讨无瑕的禅偈:“夫妙悟通衢,则山河非壅。迷名滞相,则丝毫成隔。然万法本源,由来实相。尘沙惑趣,原是真宗”,有着很深的相印。

在台湾期间,我有机会学习到一些道教内丹道理,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在中医及易经的涉猎。这些基本认知,为我之后以汉学研究为主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研究了道教的气功、内丹,基础的道家养生技法,以及练气的方法。

我理解到了在道教通脉的过程中奇经八脉的重要性,也理解了一些如“精满不思淫,气满不思食,神满不思睡”的理论。在与南老师讨论过后,我明白了两件重要的事情。其一,不能强迫禁欲,那是对身心健康有害的,因为性冲动和生命力是同根同源的,从这一点来看,弗洛伊德是对的。其二,道教讲到还精补脑,并非生理上的精子——所谓后天精,而是所不能间的能量——道教所谓先天精。

在那些跟随南老师的岁月里,我在顺应历法及节气对身心的影响上变得更敏感。南老师曾多次提醒我们,“你们感到情绪低落、感到不舒服甚至自觉愚蠢,却忽略了这其实是节气的影响”。他也没忘记提醒我们,切忌被这些现象所束缚,囚禁自己的心灵,而成为痛苦的奴隶。对易经、占卜与风水的态度亦然,否则就陷入同质的病态。从佛家思想来说,疾病起源于“地、水、火、风”四大失调,通过打坐,我们可以调整疾病状态甚至自我疗愈,而无需依赖号称有疗效的医疗补救。正如南老师常说的,所有非凡的现象都取决于一个人在修道路上的精进,以及入空的能力。

在我旅台期间,帮助我理解藏传佛教的契机,其实是通过到台湾前已经读过的,那洛巴圆满瑜伽六法门。这是一个历史的传承,它涵盖了藏传佛教的主流与基本法门。我们每天有练气两个方法:九节佛风和宝瓶气,由此,我逐步建立了一条心灵与身体并存的,不存在于西方思维的蹊径。从佛教理论来说,身心灵应是齐头并进的,生理上的改变与心理上的变化是互动的。南老师常说:修道容易,悟道难;悟道容易,证道难;其根本在启发自我的天性,以臻“明心见性,成佛成道”。

在长达三年与南老师几乎天天见面之后,我不得不返回法国探望我睽违四年的父母亲,同时得面对职业生涯的开端。在一九七一年,我顺利地在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我几年前开始学习中文的大学——得到了副教授的工作,然后升等教授。之后,我一直留在这个岗位上,教授现代文学、文言文和中国文化思想史。除了教学外,我还做研究,撰写关于道教、佛教及中医的研究论文,直到我退休。这一切都得感谢南老师给我的教导,是他为我打开这扇理论与实践方法的大门。

何其有幸,在我能够充分学习的岁月,得遇南老师!回到法国后,我必须面对工作,照顾经常生病的丈夫,养育幼儿和陪伴年迈的双亲,我淹没在生活的洪流中,几乎遗忘了曾经拥有过的美丽的宁静。很显然的,这种平和宁静已成梦幻泡影,心经所载“以无所得故,无有挂碍”的境界也已远去。我曾经想过不要太依赖南老师或许是件好事,我更应该精进自我的追索。但是南老师还总是打电话给我,打听我的近况,修行有没有问题,打坐进步了没有,修道认真不认真等等……企图拉回我那迷失的心智。

离开台湾后,我差不多每两年会回到南老师身边,待上至少一个月,每一次得以重返修炼的正轨,学习新事物,认识台湾和中国政治关系上的演变。每一次能总发现南老师的另一面,至今仍然是不可思议的功德。

在香港的重逢

与南老师中断联系了几年,那是他旅美期间,而我也处于在法国的种种羁绊而无法抽身。总算,他在一九八八年回到香港后不久,才有了弥补这个遗憾的机会,我又回到南老师的身边。也就是这段时间,南老师传给我准提法,可惜当时的我并未对修这个法感兴趣。每次去香港,三至六星期的时间,总觉来去匆匆,在有限的时间里,心头总有着无数计划,而觉得时间永远不够用。除了白天的学习,每天晚上众弟子和南老师吃饭,继续探讨。我起初并未注意这些同修的身份,后来才慢慢明白,其中一部分人其实有着举足轻重的社会身份。当时被视为国家发展和经济取向典范的金温铁路……想必他们对当时南老师建造金温铁路的计划,是很重视的,那是中国第一个半资本主义企业所负责,目的在作为国家未来发展和经济取向的探索,同时也藉由交通条件的改善,起到提高区域性的,包括南老师的家乡乐清与温州的经济状况。他对家国的一切用心,就如同儒家崇高的仁义胸怀,更符合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家乡同胞艰苦经济条件的同情,或许起于他无法忘怀的,在时代的夹缝中,万般无奈,辞别亲人,只身到了台湾,阔别四十年后,对家乡和亲人唯一能做的补偿心理吧!同时也是他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精神、佛家无我利他菩萨道精神、道家善利万物而不争与功成身退精神的实践。

每一次到香港,总有已经指定了的新文本在探讨中,新的事物等着我去发现和学习,但是我却无法参加全部课程的学习,深感可惜且沮丧。所幸,后来这些课程记录都陆续出版,让我能在事后补充学习。这真是个绝妙的机缘,能在珍贵文本和中国文化的学习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一整套的实践基础数据、新的法门就在我眼前。但是,就在此时,我的心却动摇了,我不能一切都修习,怎么办?必须抉择,哪些是适合我的法门,慢慢地,根据遭遇到的困难,心神状态的散漫或精进,在南老师的多次指导下,我理出了这些不同的法门在我的修行路上的适切性,也逐渐清楚各种法门在不同的情况下能各为所用。在这一个月跟随南老师期间,他的存在有如一盏明灯,给了我最好的典范。

我记得有一次到了香港,感到身体很虚弱、疲劳且紧张,甚至觉得无法脱离这个生病状态。经过医生的诊断,我有严重的甲状腺功能迟缓症,可是我拒绝吃西药,也不要动手术。西医责备我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因为他们是专家,只有他们知道应该怎么给我治疗。我却偏偏不听他们的建议。其实,虽然我当时身体虚弱到几乎无法静坐的情况下,我还是希望能藉由打坐或其他的方法,找到自我疗愈的能量。祸不单行的是,我又被检查出患有胆结石,这个新状况更让我感到危机的压迫感。所幸,就如同其他大禅师的强大能量,南老师用他殊胜的老婆心护持着我,让我休息了几天,给了我几颗中药丸服用。七天以后,我开始能打坐,从早到晚几乎足不出户。只有到了晚上,他邀集访客和弟子们晚餐时,我会去参加,听他们的对话,听南老师的课。

在我打坐的实践过程中,他建议我回到禅门的根本法,就是安那般那法门的观照呼吸。为了帮助我的修习,他开始了每天晚上给所有弟子和偶然经过也有意愿听讲的朋友,开讲译自佛陀跋陀罗的《达摩多罗禅经》。我觉得可惜的是,当时因为时间有限,并没有全部讲完。而这艰涩的文本,如果没有进一步解释,以我个人的认知,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自从读了这个经之后,我更进一步了解到呼吸的重要性在“息”,就是在呼气和吸气的缓冲间,正是彻底放松身心的最好时机,也是聚合身心最好的方法。事实上,南老师以前就不止一次跟我们强调呼吸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练习过,但我却忘了,完全没有想到要适时正确的锻炼。一直到身体真的出问题了,才深切地体认到个中真味。

从西方思维来看,身体和心灵是分开的,除了专科医生是照顾身体的专才,还有心理医生、心理分析师是针对精神问题的治疗。在这段时间里,每当到吐气尽头与吸气之前,那全然的静寂,让我再度体验到空的感觉,就如同道家所言的“玄窍”,那是一种神妙的开启,来去无定处。通过观照气息的变化,渐入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之境,此时敏锐的洞察力与细微的知觉由此生发,这就是所谓的般若,被启发了的智慧。与此同时,我也找到了自我疗愈的契机。就这样持续了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我毕竟避开了外科医师想对我身体器官动刀的野蛮行径,而且在回法国之前完全康复了!至此,我学到了并且相信生命本能的真谛。正如南老师所言,“只需一个小小单元,即使是生命的一小部分,也能起到改变困境的作用,进而恢复健康,继续好好地过日子”,这一切,是何其珍贵的礼物呀!如此对生命的信念,相近于道家的无为思想,也就是,如果我们回到“玄窍”任其自然运转,就可以找到自我疗愈的功能。诚如“一切六通从三昧出”,唯有身处极致静定的状态,才能豁然有所得。这也和一些禅师所说的“了大事”相近,亦即了悟生死。因为悟道就是放下生身之地,了却生死,全然无惧,放下,再放下。就在这段期间,有一天,我正在打坐,南老师问我:你怕不怕死?我当下坚决的回答“不怕”。事实上,有别于当时定静的状态,现在的我还是怕死的,因为我还没有真正悟道。

那次居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我对南老师还是依赖的,经常要求他为我消除心中的困惑。但是他教导我,依靠自身的力量自我成长,找到真正的自在,而变成“观自在”。他是帮我回归到内在的真师,真是佛经所谓“大善知识”,对他我永远有着无比的尊敬和感激之情。我怯于直呼他为师父,因为他常说没有好弟子就不配这个名号,我就是那个不称职的弟子之一吧。

南怀瑾在巴黎

忘了哪一年,在香港期间,南老师突然说他可能会去巴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无比的惊喜,只是有点不敢置信,因为他常常突发奇想,令人难辨真假。事实上,那是一个具体的计划,一九九四年的九月,在一些亲近弟子的陪同下,南老师来到了法国,很快地与台湾驻法代表见面。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访法,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非正式谈判,就在巴黎发生。

这一切对我来说,是一个与台湾有关的惊异,这个我一直尊崇的禅师,竟然玩起政治角色,这绝非我所想象中悟道的智者。然而,逐渐地,我意识到那些青史留名的大禅师们不也有这样的吗?而在我眼前的南老师,活生生的就如同《大学》第四讲所说:“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典范。

南老师在法国访问的那些日子,最喜欢做的就是漫步于巴黎的大街小巷。还记得,我们一起去参观了巴黎圣母院,然后去圣路易岛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喝了热巧克力,还吃了一个羊角面包。我们坐在露天咖啡座,瞭望着圣母院、塞纳-马恩省河、河上穿梭的船只和路上的行人。这让我想起当年在台北的中山北路咖啡店里的氛围,南老师边给我们讲课,边教我们如何在吵杂的环境中,还能一心不乱地,观察身旁事物。那一天,最重要的回忆,是看到他在吃羊角面包时的喜悦之情,他还盘算着,回台湾之前要再去一次那个咖啡店,可惜后来没时间就作罢了。藉此访问机缘,南老师受邀在我一位针灸师朋友的工作室里,做了一个约莫有二十来人参加的讲座。在讲座中所探讨的问题,围绕在疾病、健康、生命本源的探索,南老师在回应中提到了《入胎经》,同时转头对我说,“如果可以把这本经翻译成法文就太好了”。

回到中国

在一九九四年农历新年的隔天,南老师回到中国大陆的前几个月,我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电话那一头兴奋的音调,是我认识他以来从来没见过的。他对我说:“戴思博,我要回中国了,要在厦门举办一次禅七,你一定要来!”他的兴奋之情感染了我,当下毫不犹豫地一口承诺。为了能顺利成行,我积极在我授课的大学里寻找代课的人选。出发的日期近了,我先到台湾,和南老师的几位亲近的弟子,以及他的儿子南国熙,从台湾一起出发去厦门。抵达时天气很好,不冷也不热,到了海边,令人激动的,我们能看见对岸的台湾。禅七的场地是由几位台湾弟子出资,在南普陀寺中建造的一个新禅堂。我对这个新建筑感到有点惊讶,它不像传统的单层方正结构的禅堂,而是由地面层加楼阁的两层建筑。

那是第一次在南普陀办禅七,但我眼睛所见到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盛况,超过三百多信众参加,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禅修,聚集在一起。我深深地被感动了,继而想到,这属于同一文化体的两岸,何时能够和平共处呢?对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内战争,被迫离乡背井的南老师,我知道,这是他衷心的想望。

大约是2000前后吧,我听说南老师原来所犹豫的,考虑南方几个城市,如四川、上海等地兴建学堂的事,总算确定下来了,他选择定居上海附近,要在那里盖太湖大学堂,这些片段的讯息,都是我陆陆续续听来的。终于我第一次到访南老师在上海的居所,刚下飞机,已经傍晚五点,还没时间去向他问安,他倒是催促我来了,说着:“赶快去,赶快去太湖边看看,我们在那儿盖大学堂呢”!尽管还在长途旅行后的疲劳状态,我还是去了,看到那最吸引南老师的,太湖边上高耸的冷杉小径。太湖学堂的兴建,是他生命中极具象征性的一件事,他正在重建老式的书院,那些如著名儒家学者朱熹,和无数文人曾经生活过的,中国历史上最令人赞叹的书院文化。学院的兴建一年一年的扩张,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禅修室,我有幸在那静美的空间里,参加了一两次的禅七。

我老早就发现,除了偶尔一碗含有几块南瓜的汤和稀饭,已经有一段时间,南老师吃得不多。事实上,他只是把食物含进口中咀嚼,然后由舌尖吐出,一般人就不会发现,他吃的东西极少。我曾经体验过好几次道家的辟谷之术,但是都没能实践到最后。比较重要的是,有一次在香港,南老师根据孙思邈的药方(正禅方),为弟子们订制了一种药片,作为辟谷期间除了打坐练气之外的附方,我们同时也服用了一种咸豆豉。我那一次在香港待得时间久一点,大约有六个星期,慢慢的,我的食欲逐渐降低,心越来越静,身体的感觉也越来越轻了。我开始对“饥饿”和觉得“必须吃饭”这两件事的关联性,产生了探讨的兴趣。事实上,想吃的念头是在非自觉状态中被植入的,因为我们被教导了,如果不吃就会饿死。我必须摆脱这个想法,并且认识到,如果没有饥饿的感觉,就无需进食。一个月之后,我每天只吃一汤匙的米饭和一汤匙的黑豆,而且感觉精神极佳。可惜的是,回到法国以后,家庭日常的三餐,朋友同事间的邀宴,等等的状况,却成为我继续体验辟谷的阻力,而我的思维又变得不安定了。其后,在庙港的几次停留期间,我都重温这种体验,没有刻意地禁食,但是我吃得很少。南老师常跟我谈到一个修炼的概念,当“精力饱满的时候,我们不再想到性;当气息饱满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饿;当精神已然饱足了,我们不再感到困”,如此一来,人生的三大难题就都解决了,没有这些主观欲望的人,于是能掌握最大的生命自主权。

太湖大学堂的生活节奏非常严谨,下午六点整钟响,所有人鱼贯往食堂移动,首先让出通路给老师入座,在食堂里通常有七张桌子,每张可以坐上十二个人或更多。依访客身份人数而定,他们会与老师同桌,或者坐在隔壁桌。那里的晚餐通常吃得很丰盛,即使并不是很平衡。不过,那几乎是我在中国吃得最好的地方。我喜欢欧阳哲做的饭, 即使不见得很正统,但是那调味的方法总是令人惊艳,配合着新鲜的食材,真是一种难忘的味觉之旅。

还记得在二零零七年,我带着几位法国朋友到太湖学堂,跟老师学习一星期,当时参与的人数只有七人,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南老师所授予他们课程的价值所在。其中深受其益的,主要有任凭,一位嫁给布列塔尼地区太极拳专家的中国女士。有一天,一位南老师的弟子——宏忍法师在我们晚餐后,南老师请她唱诵华严字母,就在当下,我感受到一股巨大的暖流进入整个身体,伴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毋庸置疑的,整个聚会沉浸在无限静寂的氛围中。这位我在台湾就认识的宏忍法师,是位德行谨严的比丘尼,也是我那些年接触过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位。无限的虔诚与全然的悲悯之心,她默默地承受着人们对她不公平的对待,而无所动摇。还记得有一位法国阿尔多瓦大学的金丝燕教授,与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伉俪是好友,南老师给她取了一个叫做“小鸟”的绰号,自从参加过这次禅修,她倾其精力,为佛经的法文翻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结束了一周的学习,我们有一小型的音乐晚会。一位经常在船上航行,且吹得一手好口琴的布列塔尼友人Raphael(拉斐尔),给了我们一个充满欢乐与生命力的音乐飨宴。南老师的弟子,有位琴人,也是茶道专家,为我们带来一个近晚时分的完美茶席,伴随着古琴名曲。另一位弟子,现任江西洞山寺住持的古道和尚,为我们演奏了琴箫,还唱了一首非常怀旧而美丽的曲调。就在这当下,我望见南老师的身影,慢慢的消失在这歌声中。

总结我跟随南老师的经验,和这为期一周的禅修课程,我看到了他在百忙之间,不设限地应允所求,因材施教,只有老婆心。他那星期课程,不用佛教经文来教那些经历重重苦难、既不懂禅修、也不懂中国古代文化的人,分享或许有助于他们余生的修炼。他用的是道教的《清静经》,很耐心地等到我把他讲的翻成法文以后,才继续解释下一句。后来二零一零年,我把《清静经》翻译成了法文版。

在南老师身边最后的日子

二零零九年的秋天,再去太湖学堂看南老师时,也见到了很多我十多年未见面的一些南老师的弟子,其中还有我一到台湾就认识的,与我感情有如亲姊妹的李淑君。这一次我发现南老师的身形比起我二零零七年看到他时略显佝偻,视力下降不少,倒是脸色较不那么黯淡,虽然还是抽很多香烟。在那个星期的每个晚餐后,他的教学重点是从《入胎经》探讨生命的起源,一本他访问巴黎时就跟我们讲过的佛经。在这次逗留期间,他非常忙碌,我很少有跟他对话的机会,不过在或许是唯一的一次对谈中,至今仍然深深地感动着我。那一天是十一月二十五号,在我们的交谈中,他强调了“没有其它方法,你要修不修之法,只认得本来面目,放下、放下、再放下”。在那次面谈后的三天里,我完全不知所措,越是想着不修之法的无为情境,内心就更感到烦乱与失落,越是想抓住一个具体的方法。然后,有一天早晨醒来时,当年在台湾初识南老师时,他教我背诵的《心经》,突然“以无所得故……心无挂碍”浮现脑海,就这样,既无所求,那无尽的烦恼也就消失了。但是,事实上我的烦恼障并未全然得解,因为那顽固的思维还在持续地干扰着我。我逐渐明白,当我提问如何做到无我的境界,南老师回答我的问题时常说的“放下”,放下所执,即是无为,从此在思想与虚空、悟性与自忘间就不再有矛盾。

我记下了那时他在课堂上所背诵的一首“顺治皇帝出家诗”:

祗因当初一念差

黄袍换却紫袈裟

未曾生我谁是我

生我之时我是谁

这一次很特别的是,很多南老师在美国的、台湾的老弟子都到了,让我隐然觉得异乎寻常,甚至有股奇怪的感觉。

最后一次在太湖学堂和南老师见面是在2011年。我喜欢沿着湖边的堤岸散步,然后每天去禅堂打坐,那些天人不多,经常只有我独自一人,而大部分的老弟子都留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坐。在此期间,我住在与南老师同一栋大楼的公寓里,也就是说,我可以随时去跟他请教问题。但是我感觉他健康不佳,所以也就没敢去打扰他。而且很奇怪的是,我甚至不知道要问什么问题。只有一次,我们坐在他的客厅里,随便闲聊着。在我住的房间,可以听到隔壁房间南老师偶而来回走动,去他的药柜拿药的声音。那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打坐,觉睡得特别少,有时候南老师会探过头来问我,“戴思博,还好吗?”我的回答总是:“是的,是的,我非常好”。那之后几天,我就回法国了。临行前,南老师和一位访客在他的办公室说话,我不敢打扰他,但是李素美还是去告诉老师我要走了,他于是来到院子里作简短的告别。他经常说,佛家不讲“再见”,安如般若波罗蜜经中写着“亦无来亦无去”,一切如如,一切是不二法门。正如他所认识的我,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每次的离别,总是要含泪而去。那是我与南老师的最后一会。

跟随南老师超过五十年,对我来说,还是不知该如何描述,他那有着深沉的人性思考,却又看似平凡的一切。他有着凡人的缺点,偏好、脾气甚至任性;却又能以一颗老婆心,无限的温柔与同情的心,方方面面的关照你;又似乎随时都能洞悉你的心思,一切就在当下,在一个光明的存在,那个聚合就是一切,自然而纯粹。南老师经常说:“你们都要成仙成佛,可是起码希望你们能先做到阿难的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2018年2月12日于法国乡下)

作者简介:Catherine Despeux(戴思博)教授,法国著名学者,欧洲著名汉学家,1946年7月18日出生于法国巴黎,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教授、中文系主任及研究生院院长,法国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汉学研究员,法国教育部汉语师资考试委员会主任。从1973-2006年,她一边教授中国现代语言与文言文,一边做研究工作,研究范围主要为中医学史,道家养生与内丹,佛教禅宗,敦煌资料。她还将一些中国文化经典译为法文版,如:《陆羽茶经》《张仲景伤寒论》《千金方》《道德经》《清静经》《女丹书》《无门关》《十牛图》《圆觉经》《大乘起信论》。她的书与文章被译为西班牙文、德文、英文、普塔亚文、日语、中文等多种语言版。退休后,她多住在法国西南部乡下别墅。

戴思博教授将以下南怀瑾先生的著述译为法文版在法国出版

1978. Despeux Catherine (trad.), L’expérience de l’éveil,de Nan Huaijin, Paris, Seuil, 1978.(南怀瑾,如何修证佛法,第一册)

1994. Nan Huai-chin, Yi king, sagesse et santé, Paris,Guy Trédaniel, 1994.(南怀瑾, 道家易经与中医医理)

2015. Despeux Catherine (trad.), Le Sûtra du cœur,commenté par Nan Huaijin, traduit du chinois et présenté par Catherine Despeux,Paris, Les Deux Océans, 2015.(南怀瑾,心经修证圆通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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