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南怀瑾先生（1918—2012），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弘扬者，是于国家民族前所未有之历史大变局中，投身历史文化的救亡、清理与重建，续接文化命脉，融通古今中外，为苍生立心的继往开来者。2018年，是南怀瑾先生诞辰100周年。为纪念先生百年诞辰，凤凰网佛教特别策划纪念专题《南环瑾：为苍生立心的继往开来者》，以此缅怀南怀瑾先生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接续中华民族文脉所做的贡献。本文系均为法国著名学者Catherine Despeux（中文名：戴思博）教授撰写的纪念文章《我与南怀瑾先生的相遇》，文章由南怀瑾学术研究会、南怀瑾文教基金会提供，全文如下：

本文作者与南环瑾先生（图片来源：南怀瑾学术研究会）

本文作者（右一）与南环瑾先生（图片来源：南怀瑾学术研究会）

在一九六四年，我十八岁，刚刚高中毕业，面对选择大学专业的方向，我决定了在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中文，同时在巴黎索邦大学进修人类学，一九六七年顺利拿到文学士文凭。

在大学期间，因语言交换的机会，得识后来台湾的文建会主委及台湾驻法代表郭为藩先生，这个因缘造就了我日后继续汉学研究。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阶段，外国学生根本无法去中国留学，更遑论以语言进修的理由申请入境。看到我继续钻研汉学的决心，台湾的郭为藩先生于是建议我，何不尝试申请去中国台湾，在几位当时留法台湾朋友的协助下，展开了我远渡重洋的学习生涯。

在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得到一年的留学奖金，顺利到了台湾，且在台居留更延长到四年之久，在那些年头里，得以认识日后对我影响至深的南怀瑾先生，那段岁月，是我永生难忘的美丽回忆及生命体验。在那里，所有的人热切地希望跟我分享他们的中国文化知识，从书法的习作到各种文娱课程，我沉浸在昆曲、古筝、琵琶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过着诗意与人文精神的完美体验。

在台北跟随南师的那三年

一九六八年的某一天，一位知道我对佛学有兴趣的友人白德厚先生，告诉我当天晚上在台湾师范大学有个佛学讲座，我欣然地前往听讲。远看着讲台上的学者，身着长袍，一派温文儒雅，我专注地聆听着，但是讲者浓重的乡音，令我在理解上深感吃力，当下想的是，我肯定不会再来了。

到了休息时间，正盘算着如何开溜，没想到，这位仙风道骨的先生，却派来了一位女弟子来找我，并建议我坐到前排去，我心里一沉，完蛋了，这下子跑不了啦！万万没料到，这其实是一个点亮我生命的契机。讲座结束后，那位女弟子在陪我回到住处的途中告诉我，今晚主讲的先生有一个道场，作为传授禅修之所，而且，再过些时日，会举办禅七，就是七天不断的打坐修行，而禅修的导师，正是这位南怀瑾先生。就是这个机缘，种下了在日后坚如盘石的师友之情，一直到二零一二年我们的南老师离开人世。

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间，我在台北的广播公司兼职，这期间我几乎天天去南怀瑾先生的禅修道场。一九七一年离开台湾后，除了先生旅居美国期间（1985~1988）我每隔两年左右就会回到先生身边，仰沾法喜一两个月。

在我一九六八年参加过的那个由师范大学举办的佛学讲座之后不久，禅七的共修在离大学不远处的一条人烟稀少、却有点喧闹的小街上的一个办公室里，顺利展开了。一开始参与者并不多，大约只有十二个人左右，同班还有另一位西方人罗梅如女士。有别于我认知里日本禅宗的严肃氛围及规范，我起初很惊讶人们怎么可以在这个空气对流不好，又充斥着四、五台打字机发出的噪音的一个小办公室里，举办禅七呢！心想着，我绝对不可能在如此吵杂的环境里进入禅修境界的。

尽管起头的那两天很困难，在好奇心的驱策下，我还是全心投入学习各种基本练习。那时的我对佛学一点都不懂，再加上南老师的浙江乡音很重，所以要理解他指定为禅修重点基础研习的《指月录》内容，更是难如登天。所幸，在每次休息的时间，王绍璠总是走近我，耐心地跟我解释刚刚研读过的经典要义。我总算定下心来，尝试着进入这个奇妙的，有着精彩公案的禅修世界。

一开始，南老师给我们一些指导，如参“我是谁”或者“我在哪儿”等公案， 我的思维绕着这些问题打转，越想心里越紧张，这慌乱的情绪引起南老师的注意，他发现复杂的思考习惯和紧张的情绪，是我最大的障碍，于是他建议习惯于辩证思维的我和罗梅如，先放弃参公案，而改习默诵心经。一段时间过去，到了下午，我有了几次感知暂停的体验，紧张的情绪，复杂的思维，甚至时间的流逝都忘了。我身处于虚空之境，短暂的轻缈且明亮的身心感知。在提醒结束的摇铃声中，我慢慢地又回到纷乱的现实之中。经过这次体验，我发现即使在吵闹的环境中，禅修也并非难事，因为那些吵杂的声音与我无关，它们只是无分别地跟我同时存在，我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的法喜，径自地自鸣得意了起来。孰料，这其实是一个陷阱，我却耽溺于奇妙体验，执着于奇异境界的追寻，而难以跳脱。

这七天的修行中，我惊讶地发现，所有共修，无一例外地，陆续体验了紧张情绪的释放，通过哭泣抒发了生命底层的苦痛，之后又有如雨过天青般地，精神进到另一个更平静的境界。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喜悦，从此禅修与我的生命产生重要的连结，屡屡因牧牛而找回迷失的心志。

相较于那些只能在绝对安静的环境中打坐，寻求短暂宁静的人，我何其有幸，能在吵杂不堪的环境中习禅，而领略到“一切平等本来寂静，不为诸法所罣碍”，生命中的纷纷扰扰，就在动静之间自然消退。一直到我一九七一年离开台湾以前，有幸参加了三次南老师所主持的一年一度的禅七。与第一个吵杂的环境不同的是，之后我们有一个寂静之所。这当中，南老师搬到了师大附近的青田街上，一栋日式的老房子，非常安静素朴，如同我原本想象的，一个理想的禅修之地。也就在这几次禅修的机缘中，我得识了叶蔓女士，她总是兴致滔滔地叙述着她的照见，而这一切也经常得到南老师的印证，不过偶而也会提醒她“多言无益”。

在每次参加禅七的过程中，内心总是法喜充满，而不只是精神上的浪漫体验。遗憾的是后来再也无缘每年参与，这种禅修与平日自修打坐不同，更能进入深切的宁静。直到有一天南老师告诉我，如果你以为修道就只是打坐，那就错了。

那段日子，我几乎每天去青田街找南老师。真心喜欢那个空间，永远有着宾至如归的感觉，只要一进门，马上有人奉上一杯茶，南老师的弟子们，亲切地接待着新入门的同修。那个房子的格局是以进门后的中央走道分隔，右边一间秘书和南老师助理李淑君女士的办公室，旁边是南老师的办公室，在走道的左边，有另一个办公室和禅堂，屋后有一个小院子。有一次到了那里，我径自往禅堂走，突然有人跟我说“老师要见你”，源于对法国那些高高在上的假道学的成见，我抱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去了，却意外的发现，原来在这里，只要你有困扰，随时都可以跟老师提问。就这样我养成了求见老师的习惯，因为他用尽所有办法让我因作茧自缚而紧绷的心得以松绑。实际上我还不太敢提问时，往往是他导引话题，再用心地帮我解惑。最令人惊讶的是，他惊人的洞察力，好几次巨细弥遗地点出我的困境与迷思，在在令我错愕无言。在对谈的过程中，经常听到“这还不是”，“无须刻意追索”，“一切都在你的内心”，“何须自寻烦恼”等等……

在面谈后，老师会请我第二天再来，或邀我和他的一些弟子午餐。一开始，我觉得很奇怪，这完全远离了我对禅师的主观想象。在繁忙的活动中，南老师没有多少自己的时间。所幸在离办公室不远，位于信义路与仁爱路街口，有一家他非常喜欢的川菜餐厅，有时老师邀请我和几位弟子去那里午餐，有时去中山北路一家高档的咖啡厅。

又过了一段时间，老师搬到了吵杂的、大楼林立的信义路上，那是一个宽阔而缺乏感性的地方。我后来终于明白，其时他的影响力及活动力正在快速的扩展中。就在搬到信义路的那段时间，他创办了“东西精华协会”，当时参与创会会议的西方人代表只有罗梅如和我。即使我其实还不太明白协会的创立目标，但是它的成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止一次重读入会规则，这让我了解到，协会的成立，是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道德规范的重建。

很快的，在这些日常交流中，我感受到了不可思议的作用，他的影响甚至比我们的坐禅练习更有帮助，真正的动中之静，在吵杂的环境中，有更多的机会考验我们的定力，我们的注意力，这就是南怀瑾先生的传授之道。在人声鼎沸的环境中，我们喝着咖啡聊着天，他教我们如何用中医诊断学，如何察言观色，时而会提起我们禅话如“万法本闲，人人自闹”，或其它诗篇。不知不觉地，我已然进入了中国文化和禅文化的场域中，那些情境已然深深铭刻我心，永难忘怀，因为当下我所有的感官是敞开的，全然的心神如一。

我明白了，禅修者要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更以其叶承接着纯净的露珠，即使生发自污泥，亦能永保纯净之心。在那当下，我向苦痛众生敞开了心房。

南老师的多方学问

在我离开台湾之前，南老师在信义路开设了私立学院，传授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如易经、中医，老子道德经、四书十三经、孔子思想、占卜、古琴、古筝、书法、国画等等……可惜我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参与。南老师的弟子当中有位孙毓芹先生，培育了一些台湾著名的古琴演奏家。我经常和孙先生一起回到他建国路的住处，听他叙述着他的人生际遇，中国文化典故。偶而和他以及朋友去郊外，他会为我们弹琴，在他的琴音中，禅境的氛围使我们感受到身心的释然，那往往是一个忘我的时刻，内外追索已然多余，琴音与大自然完美的契合，在静默中渗透身心。再有机会回味这美好时光，是多年以后，南老师安顿于太湖边，庙港小镇的学堂，有幸聆听他的一位年青弟子操缦。

尽管岁月匆匆，禅宗入门的深远影响，真真切切地为我的台湾留学生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指月录》的注释导读，尤其是大禅师悟道的故事和一些深具启发性的历史典故。我至今还珍藏着些当年的书本和个人笔记，每当我重读这些文本和注释，耳畔依稀还听到南师那特殊的口音，何其有幸能进入这个智慧的无尽藏！这一切，感谢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或有理解障碍，或听不懂老师的乡音，那些热心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至今仍有一些句子铭记难忘，因为它们深刻进入我内心，例如马祖禅师与弟子言“僧问：‘和尚为甚么说即心即佛？’道一禅师曰：‘为止小儿啼。’”，又如“平常心是道”，等等，引发了我对马祖道一的兴趣，后来更翻译了法文版的马祖语录。禅学的一些文本常提到的老婆心，总是让我想起南老师，是那么如实的老婆心，无尽的爱与仁慈，就如同我深爱的老祖母对我的恩慈一般。每当我面对南老师的时候，他完全明白我的痛苦和喜悦，我过去的经历，我的人格特质，他宽广的心胸，让我认识到爱之深责之切，必要之处绝无宽容，甚至机锋当下忒也无情。

我每天打坐的状况越来越好，远比我所预期的，更迅速进入一个思想入静状态，甚至连动都不想动，经常就这样，待起坐时，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就在那段时间，约莫持续两个月，南老师每天清晨就会来到我和两位法国友人的租屋处，和我聊十五分钟左右的天，或者就在那里打坐。我能深刻地感受到内在的能量，光明，如是宁静的轻松与自在。有一天，我的心忽然全部都放开了，什么东西都放下了，我又经验了第一次打禅七的境界，更纯粹的放空，而且感受到对众生无量的慈悲心，有别于小我情感上的慈悲，那是一种苦难与共，在泪水与欢笑中，我已不再是我。就是这个机缘，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用“慈”和“悲”两个字来诠释这种境界。就这样，我体认了活在“当下”的自在。

在我的生命中，我仅只经历过两次，如是同体心的体验。佛教经典中所倡导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正是为了开阔本心，以无分别心，无我无他的心理去慈悲众生。在这当中我看到了当下的真实，也似乎明白了一种理智上难以解释的，亦即一人得道有助于众生得解脱。

从此我喜欢上永嘉禅师以理、事的阐述，探讨无瑕的禅偈：“夫妙悟通衢，则山河非壅。迷名滞相，则丝毫成隔。然万法本源，由来实相。尘沙惑趣，原是真宗”，有着很深的相印。

在台湾期间，我有机会学习到一些道教内丹道理，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在中医及易经的涉猎。这些基本认知，为我之后以汉学研究为主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研究了道教的气功、内丹，基础的道家养生技法，以及练气的方法。

我理解到了在道教通脉的过程中奇经八脉的重要性，也理解了一些如“精满不思淫，气满不思食，神满不思睡”的理论。在与南老师讨论过后，我明白了两件重要的事情。其一，不能强迫禁欲，那是对身心健康有害的，因为性冲动和生命力是同根同源的，从这一点来看，弗洛伊德是对的。其二，道教讲到还精补脑，并非生理上的精子——所谓后天精，而是所不能间的能量——道教所谓先天精。

在那些跟随南老师的岁月里，我在顺应历法及节气对身心的影响上变得更敏感。南老师曾多次提醒我们，“你们感到情绪低落、感到不舒服甚至自觉愚蠢，却忽略了这其实是节气的影响”。他也没忘记提醒我们，切忌被这些现象所束缚，囚禁自己的心灵，而成为痛苦的奴隶。对易经、占卜与风水的态度亦然，否则就陷入同质的病态。从佛家思想来说，疾病起源于“地、水、火、风”四大失调，通过打坐，我们可以调整疾病状态甚至自我疗愈，而无需依赖号称有疗效的医疗补救。正如南老师常说的，所有非凡的现象都取决于一个人在修道路上的精进，以及入空的能力。

在我旅台期间，帮助我理解藏传佛教的契机，其实是通过到台湾前已经读过的，那洛巴圆满瑜伽六法门。这是一个历史的传承，它涵盖了藏传佛教的主流与基本法门。我们每天有练气两个方法：九节佛风和宝瓶气，由此，我逐步建立了一条心灵与身体并存的，不存在于西方思维的蹊径。从佛教理论来说，身心灵应是齐头并进的，生理上的改变与心理上的变化是互动的。南老师常说：修道容易，悟道难；悟道容易，证道难；其根本在启发自我的天性，以臻“明心见性，成佛成道”。

在长达三年与南老师几乎天天见面之后，我不得不返回法国探望我睽违四年的父母亲，同时得面对职业生涯的开端。在一九七一年，我顺利地在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我几年前开始学习中文的大学——得到了副教授的工作，然后升等教授。之后，我一直留在这个岗位上，教授现代文学、文言文和中国文化思想史。除了教学外，我还做研究，撰写关于道教、佛教及中医的研究论文，直到我退休。这一切都得感谢南老师给我的教导，是他为我打开这扇理论与实践方法的大门。

何其有幸，在我能够充分学习的岁月，得遇南老师！回到法国后，我必须面对工作，照顾经常生病的丈夫，养育幼儿和陪伴年迈的双亲，我淹没在生活的洪流中，几乎遗忘了曾经拥有过的美丽的宁静。很显然的，这种平和宁静已成梦幻泡影，心经所载“以无所得故，无有挂碍”的境界也已远去。我曾经想过不要太依赖南老师或许是件好事，我更应该精进自我的追索。但是南老师还总是打电话给我，打听我的近况，修行有没有问题，打坐进步了没有，修道认真不认真等等……企图拉回我那迷失的心智。

离开台湾后，我差不多每两年会回到南老师身边，待上至少一个月，每一次得以重返修炼的正轨，学习新事物，认识台湾和中国政治关系上的演变。每一次能总发现南老师的另一面，至今仍然是不可思议的功德。

在香港的重逢

与南老师中断联系了几年，那是他旅美期间，而我也处于在法国的种种羁绊而无法抽身。总算，他在一九八八年回到香港后不久，才有了弥补这个遗憾的机会，我又回到南老师的身边。也就是这段时间，南老师传给我准提法，可惜当时的我并未对修这个法感兴趣。每次去香港，三至六星期的时间，总觉来去匆匆，在有限的时间里，心头总有着无数计划，而觉得时间永远不够用。除了白天的学习，每天晚上众弟子和南老师吃饭，继续探讨。我起初并未注意这些同修的身份，后来才慢慢明白，其中一部分人其实有着举足轻重的社会身份。当时被视为国家发展和经济取向典范的金温铁路……想必他们对当时南老师建造金温铁路的计划，是很重视的，那是中国第一个半资本主义企业所负责，目的在作为国家未来发展和经济取向的探索，同时也藉由交通条件的改善，起到提高区域性的，包括南老师的家乡乐清与温州的经济状况。他对家国的一切用心，就如同儒家崇高的仁义胸怀，更符合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家乡同胞艰苦经济条件的同情，或许起于他无法忘怀的，在时代的夹缝中，万般无奈，辞别亲人，只身到了台湾，阔别四十年后，对家乡和亲人唯一能做的补偿心理吧！同时也是他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精神、佛家无我利他菩萨道精神、道家善利万物而不争与功成身退精神的实践。

每一次到香港，总有已经指定了的新文本在探讨中，新的事物等着我去发现和学习，但是我却无法参加全部课程的学习，深感可惜且沮丧。所幸，后来这些课程记录都陆续出版，让我能在事后补充学习。这真是个绝妙的机缘，能在珍贵文本和中国文化的学习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一整套的实践基础数据、新的法门就在我眼前。但是，就在此时，我的心却动摇了，我不能一切都修习，怎么办？必须抉择，哪些是适合我的法门，慢慢地，根据遭遇到的困难，心神状态的散漫或精进，在南老师的多次指导下，我理出了这些不同的法门在我的修行路上的适切性，也逐渐清楚各种法门在不同的情况下能各为所用。在这一个月跟随南老师期间，他的存在有如一盏明灯，给了我最好的典范。

我记得有一次到了香港，感到身体很虚弱、疲劳且紧张，甚至觉得无法脱离这个生病状态。经过医生的诊断，我有严重的甲状腺功能迟缓症，可是我拒绝吃西药，也不要动手术。西医责备我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因为他们是专家，只有他们知道应该怎么给我治疗。我却偏偏不听他们的建议。其实，虽然我当时身体虚弱到几乎无法静坐的情况下，我还是希望能藉由打坐或其他的方法，找到自我疗愈的能量。祸不单行的是，我又被检查出患有胆结石，这个新状况更让我感到危机的压迫感。所幸，就如同其他大禅师的强大能量，南老师用他殊胜的老婆心护持着我，让我休息了几天，给了我几颗中药丸服用。七天以后，我开始能打坐，从早到晚几乎足不出户。只有到了晚上，他邀集访客和弟子们晚餐时，我会去参加，听他们的对话，听南老师的课。

在我打坐的实践过程中，他建议我回到禅门的根本法，就是安那般那法门的观照呼吸。为了帮助我的修习，他开始了每天晚上给所有弟子和偶然经过也有意愿听讲的朋友，开讲译自佛陀跋陀罗的《达摩多罗禅经》。我觉得可惜的是，当时因为时间有限，并没有全部讲完。而这艰涩的文本，如果没有进一步解释，以我个人的认知，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自从读了这个经之后，我更进一步了解到呼吸的重要性在“息”，就是在呼气和吸气的缓冲间，正是彻底放松身心的最好时机，也是聚合身心最好的方法。事实上，南老师以前就不止一次跟我们强调呼吸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练习过，但我却忘了，完全没有想到要适时正确的锻炼。一直到身体真的出问题了，才深切地体认到个中真味。

从西方思维来看，身体和心灵是分开的，除了专科医生是照顾身体的专才，还有心理医生、心理分析师是针对精神问题的治疗。在这段时间里，每当到吐气尽头与吸气之前，那全然的静寂，让我再度体验到空的感觉，就如同道家所言的“玄窍”，那是一种神妙的开启，来去无定处。通过观照气息的变化，渐入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之境，此时敏锐的洞察力与细微的知觉由此生发，这就是所谓的般若，被启发了的智慧。与此同时，我也找到了自我疗愈的契机。就这样持续了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我毕竟避开了外科医师想对我身体器官动刀的野蛮行径，而且在回法国之前完全康复了！至此，我学到了并且相信生命本能的真谛。正如南老师所言，“只需一个小小单元，即使是生命的一小部分，也能起到改变困境的作用，进而恢复健康，继续好好地过日子”，这一切，是何其珍贵的礼物呀！如此对生命的信念，相近于道家的无为思想，也就是，如果我们回到“玄窍”任其自然运转，就可以找到自我疗愈的功能。诚如“一切六通从三昧出”，唯有身处极致静定的状态，才能豁然有所得。这也和一些禅师所说的“了大事”相近，亦即了悟生死。因为悟道就是放下生身之地，了却生死，全然无惧，放下，再放下。就在这段期间，有一天，我正在打坐，南老师问我：你怕不怕死？我当下坚决的回答“不怕”。事实上，有别于当时定静的状态，现在的我还是怕死的，因为我还没有真正悟道。

那次居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我对南老师还是依赖的，经常要求他为我消除心中的困惑。但是他教导我，依靠自身的力量自我成长，找到真正的自在，而变成“观自在”。他是帮我回归到内在的真师，真是佛经所谓“大善知识”，对他我永远有着无比的尊敬和感激之情。我怯于直呼他为师父，因为他常说没有好弟子就不配这个名号，我就是那个不称职的弟子之一吧。

南怀瑾在巴黎

忘了哪一年，在香港期间，南老师突然说他可能会去巴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无比的惊喜，只是有点不敢置信，因为他常常突发奇想，令人难辨真假。事实上，那是一个具体的计划，一九九四年的九月，在一些亲近弟子的陪同下，南老师来到了法国，很快地与台湾驻法代表见面。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访法，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非正式谈判，就在巴黎发生。

这一切对我来说，是一个与台湾有关的惊异，这个我一直尊崇的禅师，竟然玩起政治角色，这绝非我所想象中悟道的智者。然而，逐渐地，我意识到那些青史留名的大禅师们不也有这样的吗？而在我眼前的南老师，活生生的就如同《大学》第四讲所说：“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典范。

南老师在法国访问的那些日子，最喜欢做的就是漫步于巴黎的大街小巷。还记得，我们一起去参观了巴黎圣母院，然后去圣路易岛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喝了热巧克力，还吃了一个羊角面包。我们坐在露天咖啡座，瞭望着圣母院、塞纳-马恩省河、河上穿梭的船只和路上的行人。这让我想起当年在台北的中山北路咖啡店里的氛围，南老师边给我们讲课，边教我们如何在吵杂的环境中，还能一心不乱地，观察身旁事物。那一天，最重要的回忆，是看到他在吃羊角面包时的喜悦之情，他还盘算着，回台湾之前要再去一次那个咖啡店，可惜后来没时间就作罢了。藉此访问机缘，南老师受邀在我一位针灸师朋友的工作室里，做了一个约莫有二十来人参加的讲座。在讲座中所探讨的问题，围绕在疾病、健康、生命本源的探索，南老师在回应中提到了《入胎经》，同时转头对我说，“如果可以把这本经翻译成法文就太好了”。

回到中国

在一九九四年农历新年的隔天，南老师回到中国大陆的前几个月，我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电话那一头兴奋的音调，是我认识他以来从来没见过的。他对我说：“戴思博，我要回中国了，要在厦门举办一次禅七，你一定要来！”他的兴奋之情感染了我，当下毫不犹豫地一口承诺。为了能顺利成行，我积极在我授课的大学里寻找代课的人选。出发的日期近了，我先到台湾，和南老师的几位亲近的弟子，以及他的儿子南国熙，从台湾一起出发去厦门。抵达时天气很好，不冷也不热，到了海边，令人激动的，我们能看见对岸的台湾。禅七的场地是由几位台湾弟子出资，在南普陀寺中建造的一个新禅堂。我对这个新建筑感到有点惊讶，它不像传统的单层方正结构的禅堂，而是由地面层加楼阁的两层建筑。

那是第一次在南普陀办禅七，但我眼睛所见到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盛况，超过三百多信众参加，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禅修，聚集在一起。我深深地被感动了，继而想到，这属于同一文化体的两岸，何时能够和平共处呢？对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内战争，被迫离乡背井的南老师，我知道，这是他衷心的想望。

大约是2000前后吧，我听说南老师原来所犹豫的，考虑南方几个城市，如四川、上海等地兴建学堂的事，总算确定下来了，他选择定居上海附近，要在那里盖太湖大学堂，这些片段的讯息，都是我陆陆续续听来的。终于我第一次到访南老师在上海的居所，刚下飞机，已经傍晚五点，还没时间去向他问安，他倒是催促我来了，说着：“赶快去，赶快去太湖边看看，我们在那儿盖大学堂呢”！尽管还在长途旅行后的疲劳状态，我还是去了，看到那最吸引南老师的，太湖边上高耸的冷杉小径。太湖学堂的兴建，是他生命中极具象征性的一件事，他正在重建老式的书院，那些如著名儒家学者朱熹，和无数文人曾经生活过的，中国历史上最令人赞叹的书院文化。学院的兴建一年一年的扩张，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禅修室，我有幸在那静美的空间里，参加了一两次的禅七。

我老早就发现，除了偶尔一碗含有几块南瓜的汤和稀饭，已经有一段时间，南老师吃得不多。事实上，他只是把食物含进口中咀嚼，然后由舌尖吐出，一般人就不会发现，他吃的东西极少。我曾经体验过好几次道家的辟谷之术，但是都没能实践到最后。比较重要的是，有一次在香港，南老师根据孙思邈的药方（正禅方），为弟子们订制了一种药片，作为辟谷期间除了打坐练气之外的附方，我们同时也服用了一种咸豆豉。我那一次在香港待得时间久一点，大约有六个星期，慢慢的，我的食欲逐渐降低，心越来越静，身体的感觉也越来越轻了。我开始对“饥饿”和觉得“必须吃饭”这两件事的关联性，产生了探讨的兴趣。事实上，想吃的念头是在非自觉状态中被植入的，因为我们被教导了，如果不吃就会饿死。我必须摆脱这个想法，并且认识到，如果没有饥饿的感觉，就无需进食。一个月之后，我每天只吃一汤匙的米饭和一汤匙的黑豆，而且感觉精神极佳。可惜的是，回到法国以后，家庭日常的三餐，朋友同事间的邀宴，等等的状况，却成为我继续体验辟谷的阻力，而我的思维又变得不安定了。其后，在庙港的几次停留期间，我都重温这种体验，没有刻意地禁食，但是我吃得很少。南老师常跟我谈到一个修炼的概念，当“精力饱满的时候，我们不再想到性；当气息饱满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饿；当精神已然饱足了，我们不再感到困”，如此一来，人生的三大难题就都解决了，没有这些主观欲望的人，于是能掌握最大的生命自主权。

太湖大学堂的生活节奏非常严谨，下午六点整钟响，所有人鱼贯往食堂移动，首先让出通路给老师入座，在食堂里通常有七张桌子，每张可以坐上十二个人或更多。依访客身份人数而定，他们会与老师同桌，或者坐在隔壁桌。那里的晚餐通常吃得很丰盛，即使并不是很平衡。不过，那几乎是我在中国吃得最好的地方。我喜欢欧阳哲做的饭， 即使不见得很正统，但是那调味的方法总是令人惊艳，配合着新鲜的食材，真是一种难忘的味觉之旅。

还记得在二零零七年，我带着几位法国朋友到太湖学堂，跟老师学习一星期，当时参与的人数只有七人，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南老师所授予他们课程的价值所在。其中深受其益的，主要有任凭，一位嫁给布列塔尼地区太极拳专家的中国女士。有一天，一位南老师的弟子——宏忍法师在我们晚餐后，南老师请她唱诵华严字母，就在当下，我感受到一股巨大的暖流进入整个身体，伴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毋庸置疑的，整个聚会沉浸在无限静寂的氛围中。这位我在台湾就认识的宏忍法师，是位德行谨严的比丘尼，也是我那些年接触过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位。无限的虔诚与全然的悲悯之心，她默默地承受着人们对她不公平的对待，而无所动摇。还记得有一位法国阿尔多瓦大学的金丝燕教授，与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伉俪是好友，南老师给她取了一个叫做“小鸟”的绰号，自从参加过这次禅修，她倾其精力，为佛经的法文翻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结束了一周的学习，我们有一小型的音乐晚会。一位经常在船上航行，且吹得一手好口琴的布列塔尼友人Raphael（拉斐尔），给了我们一个充满欢乐与生命力的音乐飨宴。南老师的弟子，有位琴人，也是茶道专家，为我们带来一个近晚时分的完美茶席，伴随着古琴名曲。另一位弟子，现任江西洞山寺住持的古道和尚，为我们演奏了琴箫，还唱了一首非常怀旧而美丽的曲调。就在这当下，我望见南老师的身影，慢慢的消失在这歌声中。

总结我跟随南老师的经验，和这为期一周的禅修课程，我看到了他在百忙之间，不设限地应允所求，因材施教，只有老婆心。他那星期课程，不用佛教经文来教那些经历重重苦难、既不懂禅修、也不懂中国古代文化的人，分享或许有助于他们余生的修炼。他用的是道教的《清静经》，很耐心地等到我把他讲的翻成法文以后，才继续解释下一句。后来二零一零年，我把《清静经》翻译成了法文版。

在南老师身边最后的日子

二零零九年的秋天，再去太湖学堂看南老师时，也见到了很多我十多年未见面的一些南老师的弟子，其中还有我一到台湾就认识的，与我感情有如亲姊妹的李淑君。这一次我发现南老师的身形比起我二零零七年看到他时略显佝偻，视力下降不少，倒是脸色较不那么黯淡，虽然还是抽很多香烟。在那个星期的每个晚餐后，他的教学重点是从《入胎经》探讨生命的起源，一本他访问巴黎时就跟我们讲过的佛经。在这次逗留期间，他非常忙碌，我很少有跟他对话的机会，不过在或许是唯一的一次对谈中，至今仍然深深地感动着我。那一天是十一月二十五号，在我们的交谈中，他强调了“没有其它方法，你要修不修之法，只认得本来面目，放下、放下、再放下”。在那次面谈后的三天里，我完全不知所措，越是想着不修之法的无为情境，内心就更感到烦乱与失落，越是想抓住一个具体的方法。然后，有一天早晨醒来时，当年在台湾初识南老师时，他教我背诵的《心经》，突然“以无所得故……心无挂碍”浮现脑海，就这样，既无所求，那无尽的烦恼也就消失了。但是，事实上我的烦恼障并未全然得解，因为那顽固的思维还在持续地干扰着我。我逐渐明白，当我提问如何做到无我的境界，南老师回答我的问题时常说的“放下”，放下所执，即是无为，从此在思想与虚空、悟性与自忘间就不再有矛盾。

我记下了那时他在课堂上所背诵的一首“顺治皇帝出家诗”：

祗因当初一念差

黄袍换却紫袈裟

未曾生我谁是我

生我之时我是谁

这一次很特别的是，很多南老师在美国的、台湾的老弟子都到了，让我隐然觉得异乎寻常，甚至有股奇怪的感觉。

最后一次在太湖学堂和南老师见面是在2011年。我喜欢沿着湖边的堤岸散步，然后每天去禅堂打坐，那些天人不多，经常只有我独自一人，而大部分的老弟子都留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坐。在此期间，我住在与南老师同一栋大楼的公寓里，也就是说，我可以随时去跟他请教问题。但是我感觉他健康不佳，所以也就没敢去打扰他。而且很奇怪的是，我甚至不知道要问什么问题。只有一次，我们坐在他的客厅里，随便闲聊着。在我住的房间，可以听到隔壁房间南老师偶而来回走动，去他的药柜拿药的声音。那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打坐，觉睡得特别少，有时候南老师会探过头来问我，“戴思博，还好吗？”我的回答总是：“是的，是的，我非常好”。那之后几天，我就回法国了。临行前，南老师和一位访客在他的办公室说话，我不敢打扰他，但是李素美还是去告诉老师我要走了，他于是来到院子里作简短的告别。他经常说，佛家不讲“再见”，安如般若波罗蜜经中写着“亦无来亦无去”，一切如如，一切是不二法门。正如他所认识的我，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每次的离别，总是要含泪而去。那是我与南老师的最后一会。

跟随南老师超过五十年，对我来说，还是不知该如何描述，他那有着深沉的人性思考，却又看似平凡的一切。他有着凡人的缺点，偏好、脾气甚至任性;却又能以一颗老婆心，无限的温柔与同情的心，方方面面的关照你；又似乎随时都能洞悉你的心思，一切就在当下，在一个光明的存在，那个聚合就是一切，自然而纯粹。南老师经常说：“你们都要成仙成佛，可是起码希望你们能先做到阿难的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2018年2月12日于法国乡下）

作者简介：Catherine Despeux（戴思博）教授，法国著名学者，欧洲著名汉学家，1946年7月18日出生于法国巴黎，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教授、中文系主任及研究生院院长，法国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汉学研究员，法国教育部汉语师资考试委员会主任。从1973-2006年，她一边教授中国现代语言与文言文，一边做研究工作，研究范围主要为中医学史，道家养生与内丹，佛教禅宗，敦煌资料。她还将一些中国文化经典译为法文版，如：《陆羽茶经》《张仲景伤寒论》《千金方》《道德经》《清静经》《女丹书》《无门关》《十牛图》《圆觉经》《大乘起信论》。她的书与文章被译为西班牙文、德文、英文、普塔亚文、日语、中文等多种语言版。退休后，她多住在法国西南部乡下别墅。

戴思博教授将以下南怀瑾先生的著述译为法文版在法国出版

1978. Despeux Catherine (trad.), L’expérience de l’éveil,de Nan Huaijin, Paris, Seuil, 1978.（南怀瑾，如何修证佛法，第一册）

1994. Nan Huai-chin, Yi king, sagesse et santé, Paris,Guy Trédaniel, 1994.（南怀瑾， 道家易经与中医医理）

2015. Despeux Catherine (trad.), Le Sûtra du cœur,commenté par Nan Huaijin, traduit du chinois et présenté par Catherine Despeux,Paris, Les Deux Océans, 2015.（南怀瑾，心经修证圆通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