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由苏州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书法家、理论家华人德先生主讲的《秦汉隶书的演变与发展》，在吴门书道馆紫藤苑开讲。这是吴门书道馆2017年度举办的公益讲座“写好中国字”第三讲，也是长于隶书创作、研究的华人德与书法爱好者们的一次重要分享。

　　汉代是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隶书作为汉代书法艺术发展的产物，呈现出汉代书法艺术的整体风貌和艺术特征。不过，在两汉之前的秦朝，隶书已经有了自己的面貌。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已有简短的说明，其“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华人德据此认为，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已有隶书了，秦隶保持了隶书修长的结构和笔画的纵势，其逆入平出的笔法和波磔挑法已渐渐明显。汉承秦制，西汉前期的隶书，今天看到最多的还是出土的竹木简牍，都承袭了秦简的隶书书风，但是篆书的结构在不断减弱，隶书所特有的拨挑逐渐在形成，这是刻意而作的，是一种审美情趣使然，是对艺术的自觉创造。可以佐证此论的出土文物计有：张家山汉简、凤凰山汉简、马王堆帛书、虎溪山汉简及孔家坡汉简。
　　不过，变化与发展伴随着时代审美的需求，悄然而至。编号1922敦煌汉简创作于汉武帝太始三年，即公元前94年，华人德评价此简“其书改西汉早期波磔作纵势的写法，而完全取横势，每个字都呈扁阔形，左波右磔都较其他笔画丰肥，隶书已趋于成熟。”不仅如此，华人德还认为，西汉宣、元、成帝三朝，凡隶书简，虽各人风格不一，但其转折处笔锋转换方折，波磔充分向左右拓展，并恣意地显示毛笔提按粗细变化的柔畅美：如居延汉简1328号汉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3年)简，1511、1512号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简，1523号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简，1524A、1524B号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简等，说明书写者已熟练掌握了隶书的书写规律，挥运自如，隶书已完全成熟了。能证明西汉中晚期隶书已完全成熟的最有力证据，应该是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出土的大批竹简古籍。墓主经考定为中山怀王刘修，其卒年为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这批古籍都是用工整匀称的隶书缮写的，用笔逆入平出，主笔皆蚕头雁尾，中段稍提笔收束，波磔较丰肥，结构宽扁，重心安稳，形态舒和。
　　进入新莽时期、东汉，隶书的发展有了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碑刻。对碑刻书法艺术着力甚多的华人德认为，从新莽时期始墓葬渐趋豪华，墓室内开始用画像石装饰并向精细工艺方面发展，一些篆隶书刻石如《居摄两坟坛刻石》、《莱子侯刻石》、《郁平大尹冯孺久墓室题记》等都十分注意行式的整齐，有些还加界栏，“可以这么说，那些世代相传、技艺逐渐精湛的石工，是东汉产生辉煌的碑刻书法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东汉的碑，分圆首、尖首和平首等主要形制。圆首、尖首碑的正中或偏上方往往有一圆孔，名曰“穿”。典型的碑，有碑额，上面刻碑铭题署；碑下有座，以起稳固作用，称为趺，趺多作长方形。汉碑碑阳一般刻正文，记事颂德，如《乙瑛碑》、《礼器碑》等。墓碑列墓主名讳、里贯、履历。碑文末尾常系四字一句的铭辞。正文如碑阳刻不下，则连续刻于碑阴，如《鲜于璜碑》。
　　墓志是将墓主姓名，有的还附有爵里、卒葬年月、生平事迹及其他有关内容，写刻于砖、石（后世也有以木、瓷等为载体者）而设于圹中者。汉代的墓志形式不固定，后人所加的名称也多不同，有葬砖、墓志、柩（椁）铭、墓室题记等。单设的石质墓志最早实物，是东汉延平元年(106)九月十日葬之《贾武仲妻马姜墓记》，高46厘米、宽58.5厘米、扁方形，洛阳出土，志文约180多字，散文，所记内容形式类似同时期的墓碑碑文。
　　东汉时盛行画像石墓，有时会在墓室中刻上墓主姓名、官职里贯、卒葬年月或简单事迹、哀悼祈愿等内容的文字。所见最早者有新莽冯孺久墓主室中柱上刻“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柒日癸巳葬，千岁不发。陕西绥德出土的东汉永元八年《杨孟元画像石墓题记》也刻在墓中石柱上。
　　除了上述主要的碑刻艺术形式之外，两汉时期的刻石文字还出现在石阙、石经、墓葬封门塞石题字、黄肠石题字、石人石兽题字、地券、镇墓文等上。深入研究之后，华人德得出了自己的观点：东汉以隶书碑刻数量最多，其中的一些画像题记、墓志、崖墓题记、黄肠石等小品刻石文字，篇幅或字迹较小，或出土、发现较晚，以前金石家未有著录，或虽有著录，而对临池者来讲，却一直未引起重视，甚至未曾见过。这些刻石在数量上占东汉碑刻十之六七，其中许多都是十分精彩的。从汉字发展历史来看，秦和西汉的简牍帛书是今天研究文字、书体发展演变最直接可靠的资料，而东汉的碑刻则是无名的书家和石工施展技艺和才华的最佳场所，正是碑石这种便于展示和流传的载体，使得汉隶以多姿多彩的风格在将近二千年间得以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