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河人家》这部六十多万字的小说，留给我们最后的画面是“外婆不经意地跷起了一个兰花指”。跨越世纪的歌哭，凝结为一个传奇般的女人传递出的令人震颤的优雅，充满血泪情仇与爱恨悲欢的家族史，以如此轻柔曼妙的手势画上了句号。这一富于包孕的瞬间的定格，不啻为苏州故事的一座雕像。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唐代诗歌里的苏州，千百年来保留着其地理面貌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姑苏人家在时间的长河中展开的文化传承，与世推移而又亘久弥新。《枕河人家》讲述的故事，让人们感受到的正是这种传承的力量。当我读到这部小说的时候，恰逢以“多重时间：苏州与另一种世界史”为主题的“苏州文献展”拉开序幕。在此之前，《典范苏州》系列丛书已经陆续面世，26集大型文献纪录片《苏州史记》也已经完成摄录制作。所有这些无不表明，向历史的纵深处发现苏州和诠释苏州，正在成为这个城市更为自觉的文化追求。历经六年时间、数易其稿的《枕河人家》，以小说的形式讲述苏州百年故事，在我看来，无疑也体现了这种文化自觉，而其展开的方式则释放出现代小说特有的魅力。
　　《枕河人家》围绕着举世闻名的大盂鼎和大克鼎以及《枕河图》的命运——收藏、保护、捐献，铺展开一个跨世纪的叙事。潘家收藏和保护大盂鼎、大克鼎、《枕河图》以及其他文化遗珍的史实，是这部小说的原型，也构成了这部小说纪实与虚构的连接点——小说由此出发，环此展开，情节曲折变化引人入胜，人物形象鲜明可触可摸。大鼎由国之重器到家之珍宝再到国家收藏的命运，映现出“家—国”叙事的深层结构，隐含着家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变迁，由此而触摸到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的脉搏。
　　如果说，上述宏大叙事的走向包含着民族精神的觉醒，青铜器物和其他文化遗珍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连接着“想象的共同体”和“共同体的想象”，那么，《枕河人家》更着意的则是卷入其中的人——他们的命运变迁、人格形塑、心灵激荡和精神跃动，与一座古老城市的文化认同之间形成互构、互动与共振，从而在苏州的文学书写中立起一座新丰碑。
　　这样一部小说的展开，无论是就时间的跨度之长、题材之广博，还是就人物关系之复杂、抑或主题之深刻而言，其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难点是结构的处理。也正是在这里，小说表现出的驾驭能力和艺术处理值得称道。
　　小说分为七卷，分别是祖上、青铜、血祭、侠女、丹青、暗香、完璧，仿佛一幅徐徐打开的长轴，渐次展现斑斓瑰玮的画面；也如七个节点，勾连和交织起复杂的网络；更像是中国传统戏曲舞台上，不同的角色或者同一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次中轮番登场，演绎出一段百年传奇。如此，这部长篇小说所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现代叙事特质。一方面，它以“我”的叙事贯穿始终，保持着叙事结构的连续性、统一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我”的叙事渐次勾连和穿插外婆的回忆、舅舅的回忆、若华阿婆的回忆、周霞影（慧心法师）的回忆，使场景、情节、细节和不同人物的故事得到更为丰满的展现，就像小说中写到的那样，外婆等人的回忆“与我大脑里储存的那些故事融为一体”。
　　更具体地看，这样的结构方式得益于小说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的切换与腾挪。譬如小说的第12章和第13章，“我”讲述自己在红卫兵运动中的亲身经历，在第13章末尾，“舅舅的回忆随着玫瑰花香回到了很久以前那个同样充满花香的季节”，接下来的第14章至18章，便是以第三人称对舅舅回忆的内容的讲述，第19章回到“我”对自己的故事的讲述，而这一章的末尾又引出外婆的回忆，第20章至23章便是对外婆回忆的讲述。实际上，整部小说从头开始便是在这样的切换中，形成了“三步一回头”似的内在节奏，让如烟往事在一唱三叹中尽显眼前。
　　在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时，小说叙事保持了颇为严格的限知视角，只是说出“我”所见所闻以及所感觉到的故事，因此而使读者对“我”的理解和同情逐步加深，同时又有所谓“影灯漏月”之妙，那些未知的疑惑、悬念、空白，给第三人称的讲述留下足够的空间。在第三人称讲述时，小说则采用了全知的视角，虽然由特定的人物进入回忆，这一人物往往也是事件的当事人或观察者，但并不完全循着这一人物的视点展开，叙述者展现给我们的远远超出人物所感知的。这在某些时候可能削弱了回忆者感知的深度和独特的声音，甚至让当下的话语方式不经意间嵌入历史的场景之中。但是，它拓展了叙述的广度，使背景的植入、场景的转换、情节的勾连变得更为自由，谜底也渐次解开。譬如，在潘家为保护大鼎和文物而对付日本人的过程中，得到三次神秘的纸条提示，在后来的周霞影的回忆中才解开谜团。许多共时性的故事、重大的历史事件、人物命运的走势，都在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中融入了叙事，历史的容量也就随之增大。
　　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限知叙事与全知叙事的时空架构和视角切换，不仅形成了疏密有致、纵横开阖的叙事空间，而且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在根本上服务于人物命运的充分展示和人物形象的生动传达。
　　小说的故事起于清末，止于千禧之年，而叙事的第一时间却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写起：“我”在苏州出生，随父母到省城，因父亲被打成右派，“我”七岁回到了苏州。“我”的成长可谓向后延伸的时间线，是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展开，展现出半个世纪的社会动荡与变迁：从反右、大办钢铁、红卫兵运动，到知青上山下乡，直至改革开放、新世纪到来。而清末和民国往事的讲述构成了向前追溯的时间线，通过插入不同人物的回忆并以第三人称叙事完成，从晚清到辛亥、北伐，再到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叙事时间的折返、重叠、穿越，不仅使叙事摇曳多姿、灵活多变，而且也让袁爱华（也就是第一级叙述者“我”）在“故事”中成长，于是，她的成长所标识的趋向当下的故事时间，携带着全部历史的重量和况味，代价和滋养。
　　这样形成的“性格成长史”叙事，是《枕河人家》人物众多而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关键所在。小说大部分情节围绕着潘家大鼎和文化遗珍的保护来展开，其间，不同的人物经历着沧桑巨变、世态炎凉，在爱情与信仰、家庭与社会、自我与他人、正义与邪恶、生命与牺牲的矛盾冲突中，砥砺与淬炼出不同的个性形态，像文雅娴静的若兰，侠骨柔肠的若文，风流妩媚的周霞影，率真单纯的爱华（“我”），刚烈冷艳的林红，沉稳深邃的罗平，儒雅温润的吴修竹，笃定果敢的佳鸿，坚韧顽强的建国，等等。可以说，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是在充满戏剧冲突的故事中逐步鲜明起来。
　　不仅如此，小说还让人物性格的成长浸润于水一般的文化之中——那是一种温柔而充满韧劲，弥漫而流动不居，随物赋形而又定力十足的文化，从而使个性禀赋的呈现具有文化人格的特质。像潘建国、袁爱华、罗平等，无论是在红卫兵运动还是在上山下乡中，都没有放弃对包括家传典籍在内的书籍的阅读，文化的体认成为他们人格力量的重要来源。这是文化的承传，更是人心的接力，正如佳鸿舅舅说的：“这些藏品不是　‘四旧’　……保护好这些藏品是老祖宗的遗训，不管外面闹成什么样子，我们不怕。”
　　上述这两个方面，最为集中典型地体现于外婆的形象之中。丁香成为丁兆君，再成为潘丁兆君，从快乐的童年到幸福的晚年，历经家庭变故、社会动乱、民族危亡、生离死别等一系列的事件，逐渐成长为一个聪慧伶俐、隐忍得体、处惊不变、心胸阔达、敏锐而不失温柔、持守而又富有远见的女性，其内在的依据，在于她受到的家庭教育，她身处的自然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她在品茗赏画、作诗拍曲之间的社会交往，等等，所有这些无不参与着这个人物的塑造，就像小说中写到的，“那优美的昆曲唱腔也早已化作一个女人的内心的风韵了”。
　　岂止是昆曲唱腔，我们在小说中可以看到大量有关苏州的绘画、书法、书籍、诗词、楹联、民风、习俗、医药、游戏、传说的叙写，虽然有时候也颇有纯粹的文化展演之感，但总体上并非作为浮表的所谓苏州元素缀饰于文本，而是有时推动情节的发展，有时点染内心的波澜，有时构设特定的环境……因此而如流水般浸润着、如空气般氤氲着人物的呼吸视听、衣食住行。文化的力量正是如此从枕河人家的日常生活里，从深宅小巷的白墙黑瓦间释放出来，演绎出丰厚而优雅的苏州故事。